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周鉴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宗教观点、艺术潮流和哲学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融合力强、传播力广、认可度高的显著特征，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定盘心”。在国家范围内，政治制度决定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其内在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外在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九个坚持”，明确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受，直接反映着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明不明，道路正不正。因此，根据大学生思想特征的鲜明性的和价值观念的独特性特点，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了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 在通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体现
“《网络“微”时代南通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南通大学、南通职业大学、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等7所高校3200名在校全日制本、专科生的调查发现，南通高校的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普遍呈现出健康、积极、向上的态势。但是随着自媒体等外部因素立体化、多样化、自由化的发展和冲击，特别是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思想、价值、文化的不断植入和影响，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也存在一些尖锐的问题。
拾人牙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浮于表面。调查显示，在3200名受调查对象中，有近三成的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缺少科学的认知。以选项为例，在“你是否知晓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选项中，193%的调查对象对此明确表示不了解，98%的大学生表示曾听过，对大概内容熟悉的占560%，了然于心的仅占149%。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认知处于较低水平。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为指标的调查中，结果如下：
统计数字显示，大学生群体对单一方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了解情况差强人意，但能完整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4个方面内容的学生所占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也是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片面性和单一性的集中体现。
（二） 疑信参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立场不坚。人们对客观事物认同的最高境界是情感认同，其根本是思想认识的牢固和深入。在以对马克思主义认同为标准的调查中，有91.8%的学生能明确表示接受并拥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二级问题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实际”等问题时，有46.2%的学生坦言未考虑过和漠不关心；在有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前途”的问题中，表示坚信不疑的占89.9%，态度冷漠、觉得事不关己的有10.1%；有47.6%的学生态度明确，表示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被问及入党动机时，36.7%的大学生的出发点是个人和职业发展，另外由于随大流的从众心理因素而递交入党申请的也不在少数。从本项调查中看出，当代大学生群体虽然普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情感认同并不稳定，认同立场并不坚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也相对狭隘。
（三） 言行不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知行脱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不能仅限于字面意思的了解，要躬行实践，在实践中悟深、悟透，把认识转化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课题组针对近年来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进行调研。结果显示，选择“毫不犹豫地扶起”的学生仅占43.8%，26.7%的学生选择“在确保有人证明的前提下扶起”，29.5%的大学生群体则由于担心被诬陷，选择袖手旁观地冷漠对待。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本项调研应该不能称之为问题，而如今确越来越成为现实困惑。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道德焦虑，也暴露出了社会发展中道德建设存在的不足之处。我们要客观地对待大学生群体的此类“冷漠”，究其根本，是自我保护意识在与道德标准的对垒中占据了上风。
二、 影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因素分析
（一） 由来已久的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主要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思想渗透、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必可避免的社会问题、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的行为习惯冲击3个方面的影响。物质决定意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治、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激荡和交融逐步加深，随之而来的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方式更隐蔽，内容更明确，力度更猛烈，意识形态的渗透便是其手段之一。以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流派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普世思想自始至终不曾停下渗透的脚步，加之以手机文化为核心的“亚文化”在校园内日趋盛行，使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大打折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难度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大潮的推进，社会治理中种种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暴露在世人眼前。党员干部中的害群之马、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客观产生的贫富差距、社会福利与民众期望值的差距等，首当其冲成为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群体所关心的问题，并被逐渐放大，成为了大学生怀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导火索。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变得更丰富，阅读方式呈现出碎片化。自媒体成为了大学生获取信息、自娱自乐主要平台。沉浸在微文化中难以自拔的大学生们对陈词滥调的说教不再买账，思想教育难度加大，学校的思政教育主导权被消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变得更复杂。
（二） 影响深远的学校因素。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学校自其诞生，便以培养社会所需人才为己任。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决定性的。同样，学校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中也是责无旁贷的。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多重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一是当代大学生对老生常谈的传统教育方式产生逆反心理。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新鲜感不强，大部分内容对于学生而言只是“炒冷饭”。部分教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缺乏创新，以填鸭式灌输代替主动型引导，以理论教学取代实践体验导致了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明显削弱了学生对教育效果的认可度。当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困扰时，学校和老师不再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首选对象，转而向虚拟的网络世界倾吐心声，向良莠不齐的网友寻求帮助，从而逐渐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的恶性循环，与主流意识形态渐行渐远。二是高校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视力度不够，宣传思想队伍建设处于较低水平。我国高校历来注重教学为先，与专任课教师相比，包括专业辅导员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内的高校专职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缺乏吸引力。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整体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不能完全胜任艰巨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三是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体验匮乏。笔者调研获悉，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已成为B类课程（理论+实践课程），总课时数也能得到保证，但实践课时比例依然较低。受思政课教学经费不足等综合因素影响，能较好完成仅有的实践教学任务的高校寥寥可数。实践教学课走走过场、浮于形式成为了众多高校思政课的“硬伤”。教学观念的陈旧剥夺了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支配权和主导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体验和反思过程逐渐丧失。
（三） 耳濡目染的家庭和朋辈因素。从认知学的角度看，影响个体发展的横向环境因素主要是家庭和朋辈群体，二者对于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同向认知体系的建构意义巨大。五千余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至今，孝悌观念、宗族观念仍然存在，孔子便认为“孝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2019年6月笔者组织的“南通大学生道德观现状”调查中，“影响你道德评判标准形成”的统计结果显示，家长的道德观念影响占比高达54.7%，比第二位的学校教育高出11%。家庭成员的政治立场、生活方式，长辈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此外，由年龄相仿或志趣相投的人群组成的朋辈群体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朋辈支持理论认为，青少年群体正处于“统一的角色与混乱”阶段，朋辈群体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活动天地和适合他们心理成长和发展的微环境，与身心发展阶段和特点相契合。因此，朋辈群体的行为和思想更容易被青年大学生效仿和接受，其影响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
（四） 错综复杂的个体因素。价值观是人对一定社会存在的评价和反映，而意识形态是人对社会整体的想象和看法，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历史性的特征。因此，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根本上是个体单位价值观的一种主动选择的精神活动，并由此刺激个体因素由内在作用于外部显性，是具有自发性、主观性的复杂心理活动。受个体差异性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个体差异因素也纷繁复杂，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是角色位置偏差和主体意识偏差。角色位置偏差是由不同思想阶段、专业背景、政治身份等导致的。这种个体偏差，在大学生心理、学业、生活、爱情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不及时掌握并有区别性地加以引导，将滋生各种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成效。主体意识偏差产生于个体对自身能力、地位、价值的自觉认识差异，这是由角色位置偏差间接导致的，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过程中的消极体现是极端思想，这种思想在主体意识层面体现为极端的“无我状态”和“全己状态”。处于这两种状态的大学生，或对一切漠不关心，或将关注点集于自我，长此以往，马太效应立显，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系统建构将带来强烈冲击。
三、 培育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四个维度
新时代的大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念的“浇筑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困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也显现出概念化和不稳定性。我们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认清新形势，跳出固有的工作方式，以发展的眼光探究工作新方法，从管理制度、队伍建设、内容创新、环境优化四个维度着手，让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向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前行。
（一） 走准先手棋，让权力意识“强”起来。高校党委要强化思想引领，当好“火车头”，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领导责任。一是要从思想深处纠正意识形态工作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消极意识，真正把意识形态主体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增强敏锐性，绷紧责任弦，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底线不逾越。二是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顶层设计，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让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分析研判和排查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妥善处理和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工作，力求面面俱到，不让任何矛盾和问题成为漏网之鱼。三是构筑意识形态风险安全防控体系，严格考核教师课堂教学行为，严格审批校园学术活动，确保意识形态“前沿阵地”不丢失；对校园网络舆情加强监控，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关注和追踪，定期形成校园舆情监控报告，保证网络环境风清气正；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校园突发事件和师生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及时发声，以还原真相、正面疏导为有效手段，为师生排疑解惑。
（二） 坚持驱动力，让工作队伍“硬”起来。在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队伍、专职辅导员队伍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这“三驾马车”仍然将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舞台上“唱主角”。建好这三支队伍，是夺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关键环节。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首先要努力改变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肩扛重担”却“如履薄冰”的现状，消除“责”与“权”的巨大反差，从人、财、物三方面大力支持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从根本上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其次是要帮助思想政治工作专职辅导员从日常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把工作重心和精力转移到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中来，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和业务培训，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与学生直接接触的这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更趋稳定；三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支持并鼓励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级各类骨干研修和学历提升，以严把政治关、师德观、业务观为核心，切实建立科学的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以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为目的，大力加强思政课教师激励力度。
（三） 把握风向标，让方式内容“新”起来。在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难题主要聚焦在“教什么”和“怎么教”，要求我们要推陈出新转变方法，与时俱进更新内容，把着力点放在如何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上。一是要建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对课程内容“改配方”，对授课形式“精加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打造成集逻辑、道理、艺术、情感于一体的优质“产品”，不断提升学生群体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二是要构筑课程思政体系，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有机结合，探寻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并以此为引领，打破各课程之间的学科壁垒，在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确保三全育人机制落地生根。三是要培育以主流价值观为核心的校园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校园文化发展的引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以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校园文化追求的依托，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这也是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的价值归宿。
（四） 用好净化器，让群体能量“正”起来。由于心智发展尚未完全成熟，青年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表现出立场不坚、认识不足等问题。在意识形态认识过程中，人际环境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特别是与家庭成员和处于平等关系的朋辈群体间的人际环境尤为重要。为此，首先要重视优秀家风的传承。家风是植根于社会意识形态土壤之中有机组成部分，本质是一种道德风尚。坚持发挥家风教育的正面导向作用，能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正确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一旦形成，将很难被打破。其次要发挥朋辈群体的正面辐射效应。朋辈群体是由个人自由选择结成的非正式群体，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认可度，彼此之间往往在相互依赖和随意的冲突中实现相互沟通，最终获得心理归属和价值认同。因此，我们要主动深入大学生朋辈群体中，了解群体生活和群体文化，引导旨趣分明的“亚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拢。同时要选树一批群体中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核心人物，组成传递正能量的“舆论领袖”，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不断传播与放大主流价值观，构筑抵御不良价值观和思潮侵袭的坚固堡垒。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17.
［2］ 龙献忠，陈方芳.新形势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困境、契机与路径［J］.求索，2017（6）.
［3］ 张平，赵昊杰.论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理论脉络、类型表现与逻辑要素［J］.湖湘论坛，2018（4）.